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刘宏接受新华网新加坡频道采访
新华网新加坡6月13日电(记者 吴磊)人才的国际流动已成为涉及到每个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为了更多地了解国际上有关人才流动的最新研究成果，学习和积累国际经验，吸引更多国际人才参与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国外国专家局于2011年开始以圆桌会议的形式，搭建起一个学者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平台，帮助政府更好地制定人才引进政策。近日，第三届国际人才圆桌会议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召开。会议期间，新华网新加坡频道特别邀请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刘宏就国际人才流动性的最新趋势和相关政策法规进行深度解读。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从国际角度看，中国对人才需求的情况如何？
刘宏：中国对人才的需求非常大，特别是07年之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中国要成为人才强国。其实中国的人才总量非常大，但是高端的人才，特别是跟国际接轨的这类人才比较缺乏。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要走到海外，它们尤其需要这些既了解海外情况，又了解中国情况的海外人才。我们的大学越来越国际化，那么大学的领导也需要了解国际学术界的动向，不仅仅是学术本身，也包括组织、发展战略、规划等等。这一类的人才都是比较缺乏的。如果以整个国家的大战略来讲，从中国的制造到中国的创造、发明，都需要人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对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特别是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的收入水准提高之后，已经不再满足于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发展，而是更多地向高端创意产业的发展。这种发展最重要的就是人才。当然人才又跟政策和环境相关，而环境也包括中国本身的环境和人才在海外时自身的环境。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既然中国正在从“制造”走入“创造”，中国的人才状况是否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刘宏：可以这么说。过去我们的整体战略是以制造业为主，特别是为西方跨国公司制造下游的产品，并不需要太多人才，因为需要的只是工人和技术工人。但是如果说要发展自己的品牌，就需要高端的人才，所以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只能往这方面走。这不仅仅是因为新的产业其附加值高，也是由于人口红利越来越少。光靠廉价的劳动力和以中国资源为依托的经济没办法持续下去。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中国对此有何政策，效果又如何？
刘宏：中国政府的政策，从国家对人才的重视方面来说，它可能不输其它国家。近年来，中国推出了这么多计划，从“千人计划”到“万人计划”，更早的时候有“长江学者”、“安徽计划”等等。政府各层面，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其实很多都是把人才作为“一把手”工程来钻研。从重视的力度来说这已经非常值得肯定了。但是从成效方面来说，我觉得还有可以改善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对人才问题的关注可能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引进的人才的时候有时从某种程度上是把它当成是一种“运动”的，也就是说我们只是在进行一件事情，希望在某段时间内达到一定的目标。这当然是好的，因为这代表政府非常重视，但是这样的话，我们会为了达到那个目标而不一定对人才的质量严格把关。对于这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我的建议是：我们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保留的机制应该“常态化”和“制度化”，也就是说不是现在需要就做，而是必须有个长远的计划，包括我们缺乏哪方面的人才，能在哪里能找到需要的人才，还有如何提供有国际吸引力的政策或方法来引进这些人才。实际操作中我们可以这样着手：比如说把人才引进机制制度化，既要有大规模的人才招聘活动，也要细水长流，把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落实到具体的工作里面。这个是可以做的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我们要思考如何更有效地把政府和市场的力量结合。现在推动人才发展较多的还是政府。这是应该的，毕竟政府能够制定政策，对整个社会起一个引导的作用。但是随着人才引进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之后，我们要把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更有机地引进国门来。比如说，我们出去招聘人才的活动，除了政府部门以外，也可以邀请更多的私人，私营企业的参与，或者说人才招聘的项目里面可能不仅仅是政府的工程，也可以有社会或民间工程的参与，也就是说让引进的层面更加广泛和全面。同时，对于人才引进的衡量标准，比如说工资待遇，目前也主要是政府在制定，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参考市场对人才的评价，因为市场真正了解哪些是缺乏人才的领域，能判断引进的是否真的是它需要的人才。
第三点就是人才引进之后的管理。目前的人才政策注重引进，但其实人才的管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请来的人，如果管理的措施和政策没到位，可能很快就会离开，这反而造成更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必须想到人才引进之后有何办法让他们在新的岗位上能够发挥最好的作用，不仅仅本能地发挥作用，而且能够培养或带领团队。作为领军人物，其作用会远远大过一个人单打独斗。所以我认为这三方面，我们能进一步改善。我这几年在国内进行咨询工作时也有提出这样的建议和想法。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省份在人才引进方面做得比较好？
刘宏：我觉得做得比较好的是江苏。我对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政策作了一些比较，发现长三角的一些地方政府对人才的重视程度相较其它省份而言是非常大的。他们所提供的配套支持也比较到位。它甚至还把一些名企拉进来，参与到了人才引进的过程之中，所以我对长三角的做法十分赞赏。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您对中国发绿卡的政策有何看法？
刘宏：中国的绿卡政策其实已经实施很久，但是它的标准和门槛特别高。尽管现在正在逐渐放低中，还是应该要有一定程度的门槛。因为中国本身的人口已经很多，我们应该要的是中国所缺乏的人才。我们需要我们自己暂时或短期之内没办法提供而这些专业人士却能够提供的东西，这就需要专业标准来作为衡量的指标。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要如何将从国外回流的中国人才妥善地融入现在的中国
刘宏：我觉得我们对这类人才的利用主要是看他们如何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中把握国际金融形势，然后如何把中国目前的金融发展阶段跟世界最新的经济发展局势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国还是有很大差距，比如说人民币现在还不是能够自由兑换的货币。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人才引进，但是要注意中国的国情，特别是金融方面，国内和国外的确差别太大。如果我们原封不动地在中国用他们的做法，效果肯定是要打折扣的。一方面是管理，另一方面可能就是“re-integration”，也就是重新融入中国的社会。因为他们可能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十多年，对中国的现状不是非常了解。我们需要让他们重新跟中国的现实相结合。也就是说，由于中国的金融体制和美国有很大差别，所以这些人才可能需要更多时间了解或具体把握这个体制的特点。他们在国外待了很久后要重新回到中国，面临的不仅是融入社会的问题，更多的是要融入新的制度。这并不是说要全盘接受现有制度，但是改善制度前必须要先清楚了解制度的运作。